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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校史故事:抗战功勋与政工干部-张银增

 

档案中的校史故事:抗战功勋与政工干部—张银增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也是社会主义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鲜明底色。校史馆深入开展红色档案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工作,让红色基因在档案中恒久,在传承中赓续,在校史中闪光。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红色基因和报国文化立校,在办学进程中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见证了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的历程。从创立之日起,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在党的工业史和中国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很多前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解放事业中,建校以来又投身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奉献一生。他们的精神旗帜是学校办学的初心印鉴,他们的先进事迹是催人奋进的力量。这些校史人物和校史故事是学校文化传承创新值得深度挖掘和大力弘扬的精神谱系。

 

这一期,校史馆为大家讲述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学校老领导——张银增的档案故事。

 

 

张银增,男,河北蠡县人,1928年6月出生,2022年12月21日去世,1945年11月入党,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历任四机部774厂十分厂车间主任、厂长、电子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办学脉络)党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在逆境中生长


1928年6月,张银增出生在河北省蠡县张村营一个破产地主的家庭里。母亲刘张氏生育六个子女,在张银增7岁时(1935年)病故。母亲病故后,张银增跟着四舅家生活。在动荡不安、寄人篱下的岁月里,张银增陆续上完了小学和高小。1939年,其父张杏林被日冠戕害。




自从张银增记事起直到参军,都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家乡一带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1938年八路军第120师深入到该地区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关于这段时期的社会时代背景,张银增自传里写道:“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亡国论、什么愁眉苦脸的情绪为之一扫,在我的家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果是身处过抗日根据地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党把各种人都组织起来了——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每到下午歌声响起,那种生动活泼的场面,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激动人心。当时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并经常配合游击组侦察敌情。在农忙的时候还帮助烈军属做些农活,这就是儿童团的全部活动。”

 

1944年6月,张银增十六岁时,和同村的几个青年跟着老共产党员张绍龙同志参加了八路军。关于入伍动机,张银增在自传里也做了详细说明。

 

首先是童年经历对性格和价值观的影响:“因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并亲眼目睹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惨无人道的行为,国难家仇,抱着一种狭隘的复仇主义思想。上学以后读的是抗日课本,尤其上高小以后又增加了一门政治常识课程,初步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开始对党寄有无限的希望,今后要领导广大人民走向一个没有贫富之分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首先要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从心理上认同并接受了这些理论思想。”

 

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那地区是抗日根据地,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们那个地区还有这样一种风气,参加八路军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这个客观环境对自己影响较大。在我还不到参军年岁的时候,就对当八路军十分羡慕和向往。随着年岁逐渐长大,我发现一旦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那就凶多吉少。但如果参军了,就可以拾起武器来,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还可以赚一个。”

 

其三是八路军对他的吸引力:“我看到的八路军能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称作是仁义之师。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好评,按我们那里老百姓的话说‘八路军里可以出息人’。意思就是说,八路军就是一所大学校,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那时还有一种情况,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很多地主家的子弟都到北平、保定等敌占区上学去了。我住亲戚家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最高的学校就是高小,自己上完高小就再无学可升,当时就想干脆参加军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通信干部座谈会与会同志合影

(二排右9)


张银增参军后被分配到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的政治部民运科工作。这个地区是敌人死守确保的地区,生活艰苦、环境残酷,敌人扫荡频繁。半年后,十军分区司令部电台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张银增调入无线电训练班学报务工作。这个训练班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固定教学地点,学员随着电台转移。1945年7月,冀中军区开办无线电报务训练,十军分区训练班合并到冀中军区的无线电训练队中。张银增回忆道,“到达冀中军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安定,经过一年多的前方紧张的战斗生活,在寒冷的冬天连条被子也没有,只穿一件棉大衣,倒下就睡爬起来就走。可是到训练队以后,每人还发一条粗布夹被,感到特别高兴”。从此便进入了正规而紧张的学习生活。

 

 

关于抗战胜利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这段历史,张银增写道:“1945年8月15日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日本鬼子无条件的投降了。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家奔走相告议论纷纷。适时冀中军司令部准备进驻天津,于是我们便从前门庄出发向天津进军了。一路上枣红梨黄,秋高云淡,大地一片金黄,真是一派丰收的景像。再加上目前的大好形势和对大城市的向往,虽是长途跋涉,但一点也不感到疲劳。但当我们到达河北省的坝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来了个蒋、伪、顽合流,这样一来我们进驻天津的计划破灭了,八年抗战的果实被国民党独占了”。



解放战争时期,亲历革命生涯


1947年初内战已全面爆发,前方急需报务人员,张银增又被调回十分区。随着战事紧张,十分区战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张银增所在队伍在敌人的“心脏”活动,需要十分隐蔽。他们白天不敢暴露,只在晚上活动。在这个阶段,张银增跟随部队,向大清河北的敌人出击,吃掉敌人一股或攻克一个据点。随即返回大清河以南,又进行正训练兵,而后再出击。如此经过一段时期,十分区的局面又渐渐地打开了。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上级决定以十分区的兵力为主加上冀中八分区的一个团,升编为野战军第七编队第二十旅。这时张银增同电台编入到二十旅司令部。部队升编为野战军以后,活动在平、津、保三角地区和平汉线上。和其他战场一样,不断地主动出击敌人和打击敌人,此时全国的战局已转为主动,捷报频传,使人十分鼓舞。虽然整体行军打仗,但情绪上十分饱满。

 

此时,部队所在地区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军队也进行了整军,继而又进行了三查三整和诉苦运动。“通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后,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斗志更加旺盛了。为了配合这些运动,还组织我们看了一些戏剧,譬如《白毛女》、《血泪仇》等。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大的政治运动。运动过去以后,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又开始转战华北地区。在这一个时期,不管多累多苦,自己的情绪一直是很高的,现在回忆起来,在战斗环境时的思想情况是非常单纯的。这样一直到平津战役。在平津战役中,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琢县、房山县等北平的外围据点,而后返回去进驻保定。在这里,我们二十旅加上其他的部队改编成华北军区独立第205师,此时我仍在电台工作。”

 

解放后,经历了短暂的和平生活。在这一段和平时期,张银增的电台工作内容很少,其当下任务是参加地方经济建设,即帮助香河县一带老乡挖潮白河。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劳动后,他因在挖河时表现突出,曾受过物质奖励。1950年的10月份,张银增所在第205师电台全员调入华北军区司令部集中台,他担任报务主任。

 

1951年的“五一”,张银增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游行,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第一次看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当队伍行进到天安们前,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这种幸福的感情。经过天安门虽说只是一刹那,但自已想到的却很多:如果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像我这样一个人不知落到何种地步……虽然这是一次游行,但这不是一次平常的游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政治教育。”

 

1952年张银增调入司令部气象处作通讯参谋。1953年3月司令部气象处被划转给地方,在集体转业前,张银增被调回到北京,分配到司令部作战处当参谋。在司令部老上级闫钧的帮助下,张银增被调入工程兵部又干起了老本行通讯参谋。当时工程兵部在秦皇岛搞海防工程,工作比较艰苦 ,整天从事野外作业,经常生治在和工作在山海关和北戴河一带的海岸线上。1954年底通信学校调干学习,张银增被选调到高级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他留在宣化分校,当了通讯勤务系的主任教员,并这一时期被授予了军衔和奖章。



不能忘却的抗美援朝往事


1957年初,张银增所在部队与志愿军轮换干部,他被调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通信兵处当主管参谋。关于朝鲜的见闻与经历,张银增写到,“朝鲜的战争氛围比国内浓很多,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工作比较紧张。在朝鲜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经历了整风运动、反教条主义学习。”



在朝鲜烈士子弟军事学院(左)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主要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不深入,即只知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工作作风。同时也诚恳地向各级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整风之后继而转入了反右派斗争。虽然在我们那个单位,当时没出现右派分子,但右派言论还是有的。通过这次运动,经过一系列的学习讨论,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右派之所以是反动派,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从当时报纸上公布的一些右派分子来看,有些是国民党时期的老右派,但也有一些是长期在革命队伍中而蜕化变质的分子。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上风,个人主义成分增多的缘故。通过这次运动,使自己更进一步懂得了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和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也是一个当头棒喝,如果自己的个人主义不加以警惕和克服,很可能发展到歧路上去,这是值得自己深思的。”

 

“1958年春天,还进行过一次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教条主义的毒素我是中过一些的。因为我在高级通校学习的时候,正是教条主义风行的时候。毕业后又留在学校当了一个时期的教员,比如说军队那一套繁琐的礼节,和以强调正规化之名而疏远了官兵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不习惯,甚至还表示不满,但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自己当教员的时候也是要求学员按照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格式行使,通过反教条主义以后,悟得了它的危害性,没有认真学习、深刻总结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以及丰富经验,反而对外国(苏联)的那套东西津津乐道、生搬硬套。”

 

“1958年,周总理来到了朝鲜,中朝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将志愿军撤出朝鲜。这个消息是令人振奋的,我们遵照主席的指示,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并且要‘交好、走好、到好’(交好,是除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外,其余所有东西全部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是要安全撤出;到好,是回国后不居功,戒骄戒躁,服从祖国需要)。因为我们是志愿军的领导机关,要最后一批离开朝鲜,从发布撤军命令开始到我们离开朝鲜,又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领导号召大家多为朝鲜人民办好事,于是大家便投入到帮助朝鲜人民搞经济建设中去了——挖渠、修水库、建筑房屋。大家的干劲十足,朝鲜人民更加热情,这也使我们很受感动和鼓舞。十月初,我们便离开了热情勤劳和英雄的朝鲜。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几乎是全员动员,一路上送鲜花、流热泪、拥抱和分别时的依依不舍,使我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


奔赴社会主义建设大战场

 

“我们满载着朝鲜人民的友谊回到了祖国,驻在大连附近的金县。这时我国人民正热气腾腾的搞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回国以后我们马上就投入到这个热潮中去了,组织人员到附近的一个公社帮助老百姓深翻土地。当时我也参加了,每天劳动10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点着灯连续劳动16个小时。”

 

“回国以后,志愿军的建制不可能保留了,我们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被分配到0029部队的通信团,该部队新建单位,驻通县附近的徐辛庄村。于是我便从金县出发到通迅团来了,但是到了不久我因胃溃疡复发再加类风湿症,就住医院了。因为我们定了部队将要到边缘地区执行任务,虽然自已住了七八个月的医院,但病情并未好转,惟恐到边区不能坚持工作。于是,组织上便决定我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就这样,于1960年9月20日来到774厂(北京电子管厂,现京东方前身) 工作”。

 

北京电子管厂荣获“跃进红旗”匾(右1)


长期以来养成的军人作风和专业知识使他迅速地融入军工厂的氛围,成为中坚力量。张银增以充沛的革命精神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积极工作。1960年9月至1984年9月期间,他在774厂历任了车间主任、十分厂厂长、厂办主任、党办主任、总厂副厂长、总厂党委书记等职务。

 

1984年9月,积累了丰富革命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张银增被派到电子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办学脉络)担任党委书记,根据“按需办学、学以致用”的原则,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开放式办学,对干部进行厂长统考、基建计划预算、市场营销、英语等多种业务培训,培养企业的“五把手”——厂长、书记、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一直到1990年9月离休。

 

国家统考第二期经理、厂长辅导班结业留念(前排左四)


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和党的培养,使得张银增破除了个人狭隘的复仇主义思想,成为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回顾戎马一生,张银增写道:“党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具有一定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我对党是无限感激的。”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当通信兵、从事电子管厂工作、为电子工业培养人才……回望一生,他得偿所愿,完成了当时自己立下的志愿——“为革命的无线电技术工作服务至终”!



201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天安门观礼


(引文摘自1963年11月6日张银增手书《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