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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念升回忆录(二)

贝念升回忆录(二)|忆母校,最念恩师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穿越86年的时间长河,从峥嵘岁月中走来,斗转星移间,奔赴向太行新征程。一代代信息科大人,怀揣着信念与期望,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曾经的他们年少青涩,却心怀宏愿,初心始发,任时光流转,其志不改,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实业救国、工业报国、信息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专属于自己的青春印迹。

 

曾在校园里学习、生活、工作过的你,还能否在时光的切片中,拾起那些珍贵的校园记忆?此刻,让我们追寻时光的印记,跟随校友贝念升的回忆,继续追寻信息科大人昨日的光阴故事。

 

 

贝念升:回忆我们在“北京机校”的五年,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我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来到“北京机校”(北京机器制造学校的简称),接受着知识的熏陶。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师长们的风范;在这里,我们相识、相伴同窗苦读,结成一生的缘分。

 

提起母校的记忆,老师们鲜活的面容一一浮现在我眼前。他们的谆谆教导、无私帮助,犹如润物无声的细雨,渗入我的心间。


在讲台站到临产最后一刻的班主任周丽娜


初入学校,第一个接触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周丽娜(后改名周立)。她17岁参军,曾入朝作战。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曾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任教6年,后调入我们学校任政治教员。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十点左右巡查男女宿舍。在一个寒流入侵的冬季夜晚,她看到一个同学的被子单薄,就将一条她自用的军用毯盖在了同学身上。这条毛毯温暖了全班同学的心。



周丽娜老师与轴6305班9位女学生在天桥校区合影


我父亲曾因有海外关系被批为“右派”,被开除公职并下放劳动教养。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我不敢向老师说明实际情况。申报助学金时,含糊地说家里收入低,便被评了乙级助学金,每月7.5元。周末回家告诉母亲这事,她着急地说:“家里就靠我做点挑补绣花的活,饭都吃不饱,能不能多申请一些?”返校后,我胆战心惊地找到周老师,说家里很困难,想申请甲级助学金。周老师当即就答应了。我吊在嗓子眼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就这样,周丽娜老师不但救了我贫困的家,还维护了那一颗每个生命都本自拥有的自尊心。

 

天桥校区的教室、宿舍都是平房,房檐下有麻雀窝。杨镜儒同学掏了一窝小麻雀放在课桌里,上课时小麻雀叫了起来,周老师用她那独特的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问:“哪来的小鸡呀?”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周老师也不恼,她对同学们永远是和谒可亲的。她的教学理念是与同学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我们入校时她就怀有身孕,而且反应极大。但她以坚强的毅力,在讲台站到临产最后一刻。当时,她坚持给我们授完第一学期的最后一课,下课时她的肚子已经痛得不行了,谢雅贞老师把她送去了医院,刚到医院,孩子就生下来了。她休产假时,我们班同学还到东四十条她的家中探望。

 

 

后来,她还担任过学校办公室主任、学校机关党总支书记。文革期间,周老师被迫将名字改为“周立”,喻为“不破不立”。周老师看到文革中的学生无所事事,浪费了大好青春,心急如焚,奔走呼号。她一趟趟地去学生宿舍找学生谈心,劝同学们复课。她关心爱护学生,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学生,凡是她教过的学生都非常热爱她。

 

2017年贝念升(右一)、李雪玲(左一)看望85岁的周丽娜老师(中间)


以博大气度育英才的“母亲书记”刘清霜


文革前,北京机校在书记刘清霜、校长王铁、常务副校长牟瑞、副校长师子寿的领导下,全校师生朝气蓬勃,深深体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氛围。2018年,我们校友聚会,一位轴3班的同学讲了一件事,让与会同学感慨不已。轴3班有位同学因疾病缠身无法继续读书,提交了休学报告。书记刘清霜是这样批示的:“同意该同学休学,保留学籍;休学期间的医药费用由学校支付。”这个批示让同学们深受感动,让大家感受到母校对学生的爱护——当学生有难时,学校就像伟大的母亲一般把孩子揽在怀中,做学生强大的靠山。

 

1976年文革近尾声,各单位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三种人”暨清算文革中恶行累累的造反派。我校某同学因此面临开除党籍的处罚。情急之中,他找同学商议怎么办,在同学齐志光的陪同下,他找到刘清霜书记,向她赔礼道歉。尽管刘清霜书记在文革中自己饱受迫害的伤痛尚未消去,但她一贯视学生如子女,用行动显示了其博大的情怀。她说:“这样吧,你回去让你们厂党组织派人来,我和他说说。”在刘清霜书记的帮助下,这个同学保住了党籍以及日后的工作前途。身为一位受害者,却能够不遗余力地为曾经的加害者说情辩护,刘书记母亲般的胸怀是伟大的,无愧学生们称她为“妈妈书记”的称呼。

 

聚会上,我们都想知道“妈妈书记”的近况。齐志光同学当即拨通了刘清霜书记家的电话,此时她已是百岁老人,但她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听到齐志光的电话,她激动的热泪盈眶。同学们得知刘书记健康长寿,自是万分高兴与激动,纷纷将这一消息当做喜事来互相转告。

 

席间,我由衷的发出感慨:“有哪所学校前面可以冠上‘亲爱的’三个字呢?无疑我们‘北京机校’有这个资格!”于是,我们深情地呼唤:“我亲爱的母校——北京机器制造学校”。这声呼唤饱含了多少干群间、师生间真挚的情感和真情的互动!

 

2018年6月齐志光夫妇看望102岁的“母亲书记”刘清霜


高标准、严要求的机械制图老师吴文达


吴文达老师是教我们机械制图课的专业课老师。记得上第一节制图课时,吴老师就讲:“要学好制图课,就要具备丰富的空间想像能力。”第二节课,他开场讲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并教我们正确使用绘图工具。随后给我们发了绘图仪器、图板、丁字尺等。吴老师不苟言笑,教学十分严谨,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一开始,我们大多数同学的制图作业被退回重做。一时间,我们的教室成了“制图”的世界,同学们一遍遍地完成制图作业。几个女同学的作业被打回了几次,急得哭了鼻子。张春生的作业画了三遍,自以为十分满意交了上去,结果作业发下来一看,吴老师只给了4分。他找到吴老师问:“我画的这么好,为什么只给了我4分?”吴老师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画的图,在4分上划了个“+”,说:“给你4 +吧。”张春生这才满意了。由此可见,当时老师教得认真,学生也学得认真。

 

此外,与我们班同学关系密切的,还有一表人才经常给学生分享点心糖果的数学老师朱宏道,以及对我们细致耐心、无微不至的班主任同时教我们理论力学的黄庆根老师,还有与我们亦师亦友的材料力学朱政祥老师。

 

黄庆根等三位老师与王秋霞同学合影


采用“谈话式授课法”的物理老师毕绍光


毕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他对同学们永远是和谒可亲的,讲起话来慢条斯里。教学中他总是不厌其烦,谆谆教导。他开创的“谈话式授课法”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学效果出奇的好,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

 

他在一机部教育系统颇有声望,可以说,他是个大学问家。他精通物理、数学,在文学、艺术、书画等方面造诣颇深,他还是个京剧票友。毕绍光老师的医学知识也十分了得,他原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但是只读完了大二课程,后因家庭成份不好的缘由,被强令肄业。不得以,他又上了师范学院当了老师。毕老师于2007年逝世了,我们深切地缅怀他老人家。

 

抗美援朝退役汽车兵张庆田


我在学校时,不仅学会了开汽车,还掌握了修车的技能,这离不开学校车队队长张庆田师傅的关怀。当时学校有三部汽车,分别是一辆老解放、一辆美国道奇车、一辆苏联嘎斯 51。后来道奇车调走了,一机部又给学校调拨来一辆大客车。此外,学校还有一辆长江750偏斗摩托车。我课余时间时常去帮师傅们清洗汽车、打黄油、洗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等等。

 

车队队长张庆田师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汽车兵,他时常给我讲在朝鲜战场上遇险自救的故事,故事中就蕴藏着汽车故障的判断及故障排除技术,我对他十分崇拜。他还教我汽车离合器、化油器、变速箱等一般的修理技术,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汽车知识。待他们下班后,我就用千斤顶将汽车后轮支起来,启动汽车练习挂档。后来,我也用同样的办法启动长江750 ,练习摩托车挂档。我打开车库大门练习倒车入库,反复练,几乎是天天练。那时刚好学校在修游泳池,张师傅见我开汽车开得比较熟络了,就叫上我一起去十三陵拉石料。就这样,到1965年时我已会开汽车和三轮摩托车了。

 

我于1968年7月25日拿到毕业分配报到证,7月26日即启程赴甘肃省天水,当时是张师傅开着那辆嘎斯51亲自把我送到北京站。我离开北京,唯一为我送行的人就是张庆田师傅,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我的心还是热乎乎的。(未完待续)